自广东始，自2012年7月始，久受诟病的社团双重登记将基本取消，八大类社会组织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。不仅如此，正被热议的《关于广东省进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方案（讨论稿）》还规定，行业协会将率先打破一行一会的垄断体制。由此，大量新社会组织有望成立，数以十万计的“地下社团”将走上台面——广东正对社会管理创新做出新探索。

不仅广东如此，这几年，北京、天津、上海等地都在不同程度上变通《社团登记管理条例》，给予社会组织以更大生长空间。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李勇近日表示，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、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和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的修订，最终目标是实现所有社会组织直接登记。

这是势所必至。就本性而言，个人需要在共同体中才能生活。家庭之外有社会，社会之外有国家；俱乐部容纳人的兴趣，宗教团体安放人的精神；从经济利益角度来说，自由市场已由一国扩至全球，不仅农民需要农会，企业也日渐需要协作，在共享市场信息与规则的基础上，在世界市场各擅胜场；不止如此，无社团，不公民，社团组织更是国民维护自己权利的强力凭借。在任何一个私权不彰、法治尚未健全的国家，没有组织起来谈判协商的力量，权力往往都会轻易越界。

民众有自由结社的巨大需求，政府便调整往日以“管制”为主的旧思路。这是转型中国不可或缺的良性治理思路。古往今来对社团的过度管制，最大的原因便是对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不放心，总担心他们会破坏秩序，胡作非为。1990年代，将公司从有主管的双重管理体制改成无主管的单一登记制，也产生了许多争论，担心会不会有黑社会去开公司。近二十年过去了，在社会领域，类似担忧依然存在。好在朝野主流观念已在改变。前不久，一家公益组织因名称“不合规范”被拒绝注册，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批示：群众想办点好事怎么这么难！我们不能对公益组织在成立时就搞“有罪”推定，而应重在对社会公益组织进行监管。

的确，只要能以良法为基础做好事后监管，则自由的扩展只能给国民与国家带来长远利益。自由开公司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无需赘言，社团组织也已在社会发展中起了非常正面的作用。据统计，即便在双重登记体制下，全国也有六万多个行业协会联系企业会员两千多万家，四万多个学术性社团联系专家学者五百多万人，各类农村专业经济协会联系农户一千多万家。从壹基金到免费午餐，从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到大量外来工协会，都在不同领域增进国民福利，增加世道人心的温度。

对中国而言，这是莫大的幸事。中国改革由政府强势主导，强政府的好处，是能无阻碍地聚集资源，集中力量办大事。但如果没有强社会，政府只能直接对接原子式公民个体，再强的政府也只能分别与13亿国民打交道，成本极其高昂不说，甚至组织个听证会、对话会和恳谈会，都因公众缺乏公共治理经验而流于形式。更大的弊端是，权力太强个人太弱，种种以强凌弱的事件必然层出不穷。一些领域，被滥用的权力日渐固化成特殊利益集团，导致改革难以继续推进。政府越想强力维稳，积蓄的反弹之力越猛烈，不对称的反抗越难杜绝。如此，社会治理只能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局。

显然，此非长久之计，民众与政府都要解套。将命令式单向治理，转变为分权协商式的共同治理，成为当务之急。

这种转型不能凭空而来，只能依托于一个谙熟于自我治理的强社会，而自由自发地深度组织化，中国才能生长出一个强社会。这样的社会，才有能力承接政府准备放手的权力，提供政府要采购的服务。

一旦政府将冗余权力全部下放，很多矛盾即可在社会自治层面解决。主政者从维稳体制中脱出身来，集中精神于体制改革，既提供国防安全，也保障国民权利，并将国防安全奠基于国民权利之上，不难引导中国走上更良性的发展路径。

洋务运动时，王韬、郑观应羡慕西人经由议会“通上下之情”，实现君民共主。一个多世纪后，君主制已成遗迹，但保障宪法规定的各种公民权利，以此促进社会诉求与权力体系的对接，我们依然任重道远。此番放松社团登记，不仅是在开启由经济改革到社会转型的大门，也将为更艰巨的治理体系改革做好部分准备。